2009年，是新中国60华诞，也是安徽医科大学的前身———上海东南医学院内迁安徽60周年，在隆重纪念学校内迁安徽60周年系列活动中，人们不能不忆起著名的万昕教授。他是我国老一辈的生物化学家和营养学家，从事生化及营养学教学与研究达60年之久；他曾发起成立中国营养学会，担任第一届理事长；他曾创办中国第一个营养学研究所,担任第一任所长；他曾创办中国第一份营养学杂志并任主编……他为我国的生物化学，尤其是现代营养学研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卓越贡献。
万昕是中国共产党值得信赖的党外著名专家，曾当选九三学社合肥分社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是安徽“九三学社”最早创始人之一。他曾担任“九三学社”中央顾问及第三、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也曾担任安徽省侨联副主席。1994年8月13日，万昕仙逝，享年99岁。尽管他离开我们已经多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他的学术成就、他的学者风范、他的业绩与影响，仍留在许多同志的心中，为人们所怀念。
20世纪30年代的“海归”万昕生于1896年，河南省罗山县人。童年的万昕在家乡私塾读书。1912年在河南开封考入河南省立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学习。早年怀着科学救国的朴素理想，发奋求学，负笈重洋，1918年出国。先是东渡扶桑，在日本一所日文预备学校学习日文。1920年又漂洋过海转学美国，初入加州大学农学院，不久转入爱阿华农学院，1925年毕业，取得学士学位。1926年又入印第安纳州普渡大学，1928年获得硕士学位。在美期间，他曾在福德汽车工厂当过两年时间的工人，勤工俭学，克服种种困难，以优异成绩完成学业。1929年，他放弃了较为富裕的异国生活，登上了归国的海轮，回到当时贫穷落后的祖国，矢志以他所学知识和才华为祖国的教育和科学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
回国后原是受聘到河南大学担任农学教授，但他在美国一本世界权威生理杂志上，看到了在国际上负有盛名的吴宪教授发表的文章，决心到吴宪手下去工作。他放弃教授职位，到了北京协和医学院担任助教，自学与生化有关的医学知识，在名师的指点下进步很快。1929年至1934年，他在教学、科研享有盛名的北京协和医学院生化科先后任助教、襄教(讲师)、副教授等职，得到吴宪教授的器重。在协和医学院的5年，他的科研教学能力得到很大的提高，为他后来的事业打下坚实的基础。1935年至1936年，受聘于刘瑞恒教授（曾任协和医学院院长）任南京国民政府卫生署卫生实验处营养专员。1935年至1941年任南京军医学校生化科教授兼主任。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随军医学校辗转迁到贵州安顺。1940年创建陆军营养研究所并担任所长。抗日战争结束后，1947年至1949年初任上海国防医学院生化科教授兼主任，及该院附属卫生实验院副主任。1949年春，国防医学院迁往台湾，万昕教授不满当时的国民党政策，没有随同，而是来到当时的上海私立东南医学院生化科任教授兼主任。
从1952年开始，他一直担任安徽医学院生化科教授兼主任，曾一度兼任安徽省科学研究所副所长。1960年起，担任安徽医学院图书馆馆长，1979年又复任学校图书馆馆长，后任校顾问等职，1982年退休。
安医大第一任图书馆馆长
前不久，安徽医科大学新图书馆正式投入使用。新建成的图书馆气势磅礴、宏伟壮观，内部设施先进，主体建筑共六层，建筑面积为3650平方米。许多人来到新图书馆又都想起第一任图书馆馆长———万昕教授，他晚年许多心血都投入到安医图书馆的建设之中。
万昕教授的长女、今年80高龄的万培悌女士说：“提到图书馆工作，我们真可以称上‘世家’了，我家与图书馆有着不解之缘。”据她介绍，父亲万昕在美国普渡大学读硕士时，其母亲在图书馆做管理员的工作，身在异国他乡的父亲由于常去图书馆借书，而与母亲相识、相恋，以至坠入爱河结婚并一同回到中国，相濡以沫、牵手一生。是图书馆见证了这段浪漫和甜蜜的爱情，是图书馆成就了这段美好的跨国婚姻。
万培悌自大学毕业后，在山东省图书馆管理外文资料、杂志，也做了28年的图书馆馆员，1980年调到合肥，又任教于安徽大学图书情报系，教图书的西文编目和读者服务工作。
万昕教授在安徽医学院当过十多年的图书馆馆长。他担任图书馆馆长期间，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恪尽职守，办事极其认真，一些老同志回忆，安徽医学院图书馆的建设是他一手搞起来的。上世纪60年代，由于他懂行，在他主持下，购进了许多美、德、英、日等原版外文期刊和工具书，当时国内不多见，连上海科学研究所的同志也到安医图书馆来查找资料。据今年已85岁的当年图书馆同事孟爱珠回忆，万昕馆长正直、一丝不苟，一心扑在工作上，话不多，从不讲假话。他当时年事已高，但亲自编写卡片，亲自整理书库，亲自推荐书目，以身作则，对年轻人严格要求，悉心培养，诲人不倦。图书馆有许多工具书，他总是耐心教育年轻人怎样使用这些工具书，当时图书馆的一批年轻人从老馆长这里学到许多业务知识。他还积极地争取送年轻人到外地学习进修，为后来图书馆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他热心为读者服务，许多师生读者向他请教，他总是不厌其烦、耐心指导。像吴系科、杨兆莘、江家元等很多教授当年都得到过他的指点，大家十分敬佩他。他经常说，做学问的人，要耐得住寂寞，不为名利所累。他注重了解师生的需求，每年订杂志、图书前，总是请一批教授来座谈，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每年他都要对读者阅览情况做详细统计，了解大家的需求，积极为师生教学科研提供资料。据当年安医学生汪延华回忆，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万老年已耄耋，大热天竟打着赤膊，肩披毛巾，汗流浃背地在图书馆里忙碌。有一次汪延华要借一本医学书找不到，万教授非要亲自帮他找，他赤膊披巾，找了三天，终于找到了这本书交给汪延华。从这件小事可见万老多么认真，多么执著。这让汪延华感慨万千，至今记忆难忘。
万老对学校图书馆的库藏了如指掌，这与他勤奋工作分不开，他每天睡觉的时间很少，大量时间在图书馆看书、整理图书。他经常讲，工作时间太少了，人的一生太短暂了。在图书馆工作期间，每天早上万老总是最先到，首先打扫卫生，将阅览室打扫得干干净净，等待着读者们的到来……
中国最早研制豆奶和蔬菜饼干的人
万昕教授是中国最早的营养学家，中国现代营养学创始人之一，他创办了我国第一个营养研究所，出版了我国第一份营养学杂志。他一生的科研工作主要为了营养学。据南京大学生物化学系教授郑集著文介绍，在协和医学院工作的六年中，万昕负责从事一系列素膳、荤素杂膳营养价值的比较研究。他们观察的纯素膳与荤素杂膳对大白鼠的生长、生理、基础代谢、抗病力及寿命的影响，证明了纯素膳的营养价值略逊于荤素杂食膳，对中国人传统的膳食结构提供了科学的鉴定和指导。
万昕教授在军医学校及东南医学院工作期间，为两校创办了生物化学科，在军医学校迁至贵州安顺期间又创办了陆军营养研究所，对培养我国营养学人才和推动营养研究做出了杰出贡献。
据军医学校校长张建的长女著书回忆：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寇大举侵华，先由东北到华北再到华中，终至西南各省。国民党许多军队转移至四川及沿江各县市，由于当时全国许多灾民已聚居在这些地方，军粮供应颇受影响，粮食严重短缺，于是建立了陆军营养研究所，作应急研究，并将其研究结果，提供政府采用。陆军营养研究所所长由万昕教授担任。1940年秋，组织“战地医务考察团”，前往各部队调查，由万昕教授负责“军队营养”专题调查，结果发现部队中有大量患营养不良及维生素缺乏症者，而各部队对这方面知识都相当缺乏。因此研究所在万昕率领下，针对改良军队营养立刻开展工作，受到了部队官兵的欢迎。
万昕教授的研究结果发现，黄豆内含有相当于肉类的高蛋白质营养素，于是指导学校设立自制豆腐坊，平日除了豆腐、豆腐干等豆类食品外，还有豆浆滋补，还生产豆粉，其原料是黄豆，但口味像奶粉，这应该是中国最早的豆奶粉。
在万昕教授的带领下，研究所还研制出各类干粮，建成面包坊生产，如用面粉中掺入菜粉（含有营养素之蔬菜如菠菜等）烘焙出一种营养饼干，希望在军队中推广食用，这可能是我国最早生产出来的蔬菜饼干了。在抗战艰苦的岁月中，为改善前方将士们的营养、卫生与健康，万昕教授领导营养研究所全体成员，夜以继日、默默辛劳地工作，为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万昕在安徽医学院担任生化科教授兼主任，被中国营养学会推选为荣誉理事。他开展了蔬菜的营养价值、素食与荤食的研究，学校及工矿之营养调查和安徽缺碘与鹅喉症流行地区的调查等多项课题研究。如在上世纪50年代，他针对安徽大别山区碘缺乏病开展研究，如尿碘、血碘碱灰化法的测定方法就是由万昕当年领导建立的，他不愧为我国碘缺乏病防治研究的先驱。
1985年，全国首届老年营养学术研究会在合肥召开，时任中国营养学会理事长沈治平教授说，就因为万老在合肥，我们这个会就在合肥开。万昕作为中国营养学会的荣誉理事端坐在大会主席台上，可见他在中国营养学界的影响之大。
以严谨、认真而著称的教授
万昕教授从事生化及营养学教学与研究达60年，学生遍布海内外，桃李满天下。他治学态度严谨、严肃和严格。每一个实验数据要求重复多次，确实经得起复验，才确定下来，对结论总是从正反两方面进行分析，从几方面论证有一致结果，才下结论。对青年教师和学生的文章批改十分认真，连一个标点符号也不放过。他要求青年教师实验用的玻璃器皿自己洗涤，不同意让工友代劳，并且经常亲自检查仪器洗涤的清洁情况，精细实验用的试剂一律要青年教师自己配制，不准请技术室提供。他倡导教师每人每年要作一次文献综述报告或科技进展简要报告，对综述中的每一条资料，他都要亲自核实，检查是否忠实于原意、观点是否陈旧、翻译是否有误，等等。
有一年，万教授作了科研方面的系列讲座，使听讲者增长了不少知识。许多同志希望得到这组系列讲座的文字材料。为此，他嘱咐学生金闻博根据笔记加以整理。接受任务后，金闻博查阅了一些参考资料，详细整理成文，自以为很周到，不料万昕教授并不满意，让金闻博将添加的内容统统删去。他严肃地说：这些内容当时我并没有讲过。从这件事上可看出他严谨治学、实事求是的学术态度。
有一次，安医有位教师出了一本营养学方面的书，把万昕教授作为第一作者署名，他知道后很生气，硬把自己的名字抹去，他说我不能占这个便宜，你们也不能拿我做虎皮。
据学生汪延华回忆，上世纪50年代，万昕编撰出版了100多万字的大部头教科书———《生物化学》并作为全国统一教材，很有名气，但他毫无架子，教学特别认真，以至经常拖堂，同学们都十分敬爱这位“准小老头”。
生物化学在医学基础课程里，是很重要的一门功课，它需要的化学基础知识较多。万昕教授对学生的规定非常严格，不论谁授课，学生一律不许迟到或早退，上课时不准讲话，考试时不准左顾右盼，弄虚作假，尤其是考试评分，采取协和医学院的划分方式———“曲线划分”来评分，有不少同学因而过不了关，必须补考或重修。
虽然对学生要求严厉、考试评分苛刻，但万教授平时说话颇具幽默感，对学生也很有人情味。有一次生化考试后，当发还考卷时，发现万昕教授给某位同学的试卷打了120分，众生哗然。有位同学忍不住向老师提出疑问：“考试成绩再好也不过100分，您给某某同学120分，是否笔误，打错了？”万教授从容自在地回答说：“我在课堂上讲过的，他全答上了，该得100分，可是他又补充他自己看过的参考资料，超过我教的，那超出的部分值20分，加起来不就是120分了吗？”同学们个个心服口服，齐声称道老师赏罚分明，通情达理。
万昕教授几十年如一日，对自己的专业勤奋学习，不断进取，节假日也常不休息，为培养祖国的医学人才默默地贡献着自己的力量，给他的同事、学生们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
一生坚持“活得干净，死得干净”
万昕教授为人谦恭、敦厚，以其特有的长者风范影响了几代莘莘医学学子，他的师品人品为后人所称道。他作风正派，对人诚恳、廉洁俭朴、自甘淡泊。他常说：“要活得干净，死得干净。”从他身上能体现出老一代知识分子的人格精神。
他生活俭朴，克己奉公，从不向组织要求照顾，其妻辞世前一直寓住上海，子女也不在身边，校领导多次准备采取照顾措施，均被他婉言谢绝。
在工作中他勤俭奉公，处处为国家节省开支。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为了实现学校动物室实验动物饲养的科学化、管理的正规化，他带领青年教师向全国各地有关这方面专家虚心学习请教，索取图纸，自己设计了折叠式饲养笼（便于消毒和替换存放）、食料盒、饮水器、动物血缘卡片等，再委托加工，为学校节省了大量开支，并推动了动物饲养、管理的科学化。
在他99岁生涯中，也经历了风风雨雨，饱尝了酸甜苦辣。十年浩劫中，他作为“反动学术权威”，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和折磨，蒙受了不白之冤。但万教授丝毫未动摇对中国共产党的信念，仍然兢兢业业，埋头工作，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在他晚年时，有一次，淮南某企业寄来奶粉请他试用，万昕一打听，原来厂家想用他营养学家的身份给该企业做广告，他坚决拒绝，说，我没有做过任何研究，怎么能给你证明该奶粉的优劣呢？
有位教授去世早，家里孩子多，妻子没有工作，万昕曾长期以自己的工资接济她，受到众口赞誉，在学校传为佳话。他长期住在一幢旧楼里，条件十分艰苦，但他从来不向组织上伸手。他在临终前告诫孩子，不要占国家房子，我去世后，房子就要退给学校，不要找学校要这要那，不要搞发布会，不要搞告别仪式等等。临终前也是他主动要求停止使用维持液、营养液，不愿给国家增加负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