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延安时期毛泽东民主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方面和重要内容。在一个缺乏独立和民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近代中国，如何争得人民民主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一个真正的人民共和国，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提供现成的答案，因而中国的事情必须依靠中国人自己独立探索和解决，需要中国共产党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延安时期毛泽东民主理论关于“各方面的民主”的系统论述，既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根基，又有中国经验、中国实践、中国风格的理论创造与话语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性创造，为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十分宝贵的经验。
马克思主义发现了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无产阶级和整个人类解放事业提供了“伟大的认识工具”。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引发了中国人思想的根本性变化，蕴藏在中国人民身上的力量得到极大激发。“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
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世界之外的遐想，更不是神秘主义，而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和对现实问题、时代问题的科学回答。“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对于缺乏独立和民主、正在遭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双重压迫的近代中国来说，如何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中国的问题，还是要靠中国人自己独立探索，需要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延安时期毛泽东民主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方面和重要内容，正是这样一种既有马克思主义确立的理论基础又有中国经验、中国实践的理论创造，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具体化的典范。
一、毛泽东对中国民主问题的初步思考与探索
辛亥革命终结了帝制，建立了一个名义上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这是近代中国取得的进步，但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并未从根本上触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统治，未能从根本上触动封建社会的根基，未能深刻认识到帝国主义的本性。资产阶级已经无法实行民主，因而中华民国有名无实，就连那点可怜的资产阶级民主。在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专制政府中也已荡然无存了，这就是中国的民主问题——毛泽东概括为中国最缺乏两件东西，一是缺乏独立，二是缺乏民主。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提出了无产阶级要争得民主的要求，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建立了苏维埃民主政权，这种完全不同于资产阶级民主的理论和实践，对于缺乏独立和民主的旧中国来说，是急需的，对正在寻找出路的中国人民来说是极富吸引力、能满足现实需要的。但中国又还有着极为特殊的情况，那就是中国社会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极其广大的社会，有着占全国人口80％且生活极为困苦的农民。因此，如何根据中国的社会性质和具体国情，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主思想与实践在中国具体化，探索一条解决中国民主问题、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愿望的中国民主革命道路，使人民团结起来，建立真正的人民共和国，成为中国共产党一成立便面临的艰巨历史任务。毛泽东便是从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开始思考和探索中国民主问题出路的。
1925年，毛泽东在《〈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中写道，革命的真正目的是“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这是毛泽东关于民主问题较早的思考和论述。为了实现这一革命目的，毛泽东紧紧抓住中国农民问题，在党内第一次提出了“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的论断。毛泽东指出，没有一个大的农村变动，就不能完成国民革命，这个大的农村变动，就是要把农民组织起来，辛亥革命没有引发这个大的农村变动，所以失败了。基于这一科学认识，毛泽东身体力行，深入广大农村，了解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真实状况，用中国农民熟悉的语言和方式，宣传马克思主义，发动农民起来，组织农会开展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但因为当时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放弃了国共合作的领导权，也因为中国共产党没有建立自己的工农武装和工农政权，大革命遭到了绞杀。严酷的现实使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要解放农民，并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中国共产党必须领导人民建立自己的武装和属于广大工农群众的政权，这就是毛泽东在国民革命失败后转入农村，开辟出来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的独特道路。
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对民主问题的思考主要体现在如何实行党内民主、如何进行军队内部的民主创造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如何进行苏维埃民主政权建设等方面。尽管毛泽东还不是党的主要领导人，但在毛泽东亲手创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工农苏维埃政权、工农红军范围内开始探索如何扩大党内民主和党内民主生活，将民主集中制贯穿在党的建设、军队建设和政权建设等方面，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实现了广泛的民主。
从党内民主来看，因为中国是一个小农思想传统十分深厚的社会，共产党员的主要来源是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许多党员把小农经济社会的散漫性带进了党内。为克服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特别是极端民主化思想，以促进党的集中统一，提高党在复杂斗争环境下的战斗力，毛泽东认识到，必须将民主精神、民主作风引入党内，对党的各级地方组织、军队中的党组织、工农民主政权中的党组织，都要进行民主教育，以确立民主集中制的理论和原则，探索建立符合党的实际的民主运行机制。特别是在创建之初的红军内部，红军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民主生活不足的问题还是比较严重的，因为红军战士大部分来源于农民或从旧军队转化而来，受封建等级制的影响很深，因而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就是如何健全党内民主生活的问题。在此期间探索形成的党小组会、支部会、党员大会、政治讨论会等党内民主生活方式和党内民主运行机制，在毛泽东为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起草并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得以总结确认，这就是有名的《古田会议决议》。《古田会议决议》反映了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对党内民主和党内民主生活的深刻认识，其主要思想在党中央到达陕北延安后，以更为理论化和具体化的方式表述，并成为全党共识。
在军队内部实行民主，是建设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重要内容。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下定决心建立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从根本上区别于旧军队和旧军阀。主要是在军队内部建立民主制度，通过成立各级士兵委员会，保障士兵的民主权利，包括经济、政治上应有的权利，建立新型的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毛泽东在江西永新三湾村对秋收起义部队的改编，是新型人民军队、军事民主的活水源头。为纠正不良思想倾向，古田会议进一步完善了军内民主，提出了改善军政军民关系的具体方法，在军内实行官兵平等，不得打骂士兵，坚决废止肉刑，在组织上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反对极端民主化和绝对平均主义；在军政关系上，肃清流寇主义思想，部队帮助地方建立革命政权和地方武装，尊重地方政府，发动地方党批评红军党和群众政权机关批评红军；在军民关系上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土地革命时期实行的这些民主制度、民主政策为延安时期毛泽东军事民主思想的系统化提供了重要经验基础。
在工农民主政权建设方面，党在土地革命时期“应有决心立即在粤、湘、鄂、赣四省建立工农兵政权”“在工农兵苏维埃时候，我们不应再打国民党的旗子了。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从土地中解放出来的中国农民，既团结在苏维埃民主政权之下，又在土地革命实践中用自己发明的集体互助的办法，组织起自身强大力量去巩固和扩大苏维埃政权。经过党政军民的艰苦创业，1931年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了中央苏区政府，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全国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实行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政权形态。“十年内战时期的经验，是现在抗日时期的最好的和最切近的参考。”土地革命时期的苏维埃政权建设的生动实践和探索，为延安时期的人民民主政权积累了经验，为抗日民主政权的实践奠定了基础。这些实践经验和理论探索，为延安时期毛泽东民主理论的成熟创造了条件。
二、延安时期毛泽东民主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表现和重要方面
遵义会议后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这为毛泽东民主理论的成熟提供了有利条件。延安时期毛泽东民主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民主思想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其重大理论创新具体体现在：关于人民民主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理论、关于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理论、关于军队内部实行民主的理论、关于统一战线的协商民主理论和关于“民主的新路”的思想等。
第一，人民民主与群众路线。毛泽东在马克思关于人民主体思想的基础上，把人民主体思想与群众路线联结贯通起来，提出以“人民民主”为核心概念的民主理论。“人民民主”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认识论、方法论相统一的概念，是国家和社会治理的实践智慧的概念，相较于马克思和列宁的无产阶级民主概念，内容更为具体、内涵更为深化。在毛泽东的历史观中，“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和“风流人物”，因而人民当家作主、密切联系群众的群众路线与民主方法就是人民史观的必然要求。因此，毛泽东的“人民民主”须从历史唯物主义的本体论和方法论的高度来理解，“一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即人民是革命的动力，是历史的创造者；二是方法论意义上的，即要在一切工作中依靠群众、集中群众智慧、见之于群众行动。这个方法论意义上的群众路线思想更接近于民主政治的制度设计了”。按照唯物史观，人民是实践的主体、历史的主体、价值的主体，因而也是民主的主体。但根据中国实际，“人民”作为政治范畴，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包括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人民的主体是工农群众，是广大的农民和小生产者，各革命阶级的联合构成“人民”，这样的“人民”联合建立人民共和国，其领导阶级是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其前途是社会主义。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反对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革命任务，争取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目标，都要求必须把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作为人民群众的主体部分。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身上有着反帝反封建的无穷力量。在反帝反封建的过程中，也要用民主的办法教育农民，帮助农民不断克服和战胜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调动农民直接参与民主革命实践，以发展农村基层民主来推动全国民主。毛泽东的人民民主、群众路线正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的民主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反映的是中国的实际和人民的民主要求，因而，毛泽东创造了更适合广大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民主理论。
第二，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主集中制的思想。马克思列宁都提出了无产阶级政党党内的民主与集中关系问题，但在无产阶级运动的不同环境中，究竟如何处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如何做出系统的理论阐述，依赖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反复实践和理论提升以不断完善。毛泽东不仅系统论述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而且把民主集中制确立为人民共和国政体，即政府的组织形式。
党的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民主政治生活的根本原则。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一方面是充分发扬党内民主，保障党员的选举权、监督权等民主权利，营造党内充分讨论问题、充分表达意见的环境和氛围；另一方面，实行民主集中制，以更好地实现和维护党的团结，更好地实现和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增强全党的凝聚力和领导力。作为政府组织形式的政体的民主集中制，它的本质就是人民民主，是为了实现和保障人民更好地当家作主，是民主与效率的统一。
毛泽东认为，党的民主集中制虽与作为人民共和国政体的民主集中制所承载的功能不同，并通过不同的制度安排来实现，但都是“高度的民主与高度的集中相统一”、是民主价值与民主方法的统一。民主和集中在表面上看来似乎彼此对立冲突，然而在某种特定的形式上是可以被统一起来的，二者之间并不存在不可打破的壁垒。民主与集中的关系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不应当片面地强调某一个侧面而否定另一个侧面。民主离开集中，很难形成统一的认识和指导，没有民主的集中是产生官僚主义、专制主义的温床，是脱离群众的表现，没有不失败的。民主和集中在具体环境中如何统一，就是依靠群众路线。毛泽东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
第三，人民民主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毛泽东的“人民民主”，不仅是享有民主权利的“人民”主体有广泛性，而且民主的内容也是广泛的真实的，民主的形式、途径和实行民主的方法也是丰富多样的，从主体、内容、形式、途径、方法充分反映人民民主的真实性、实质性和有效性。从人民主体的广泛性来看，在新民主主义阶段，无论是广大工农群众还是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都属于人民的范畴，都有说话的权利，有职有权，各得其所；从民主权利的内容来看，人民都有选举权和监督权，有经济民主、政治民主、文化民主，民主贯穿于整个政治过程、决策过程，没有什么“民主的休眠期”。党和政府都有民主作风、民主生活，整个社会有民主教育，是全面民主的社会。为实现充分的人民民主，需要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保障，实现人民共和国的政体与国体相适应。人民民主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灵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人民选举产生，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民主集中制为根本原则，这种民主制更有利于实现人民的共同意志，更有效地实现人民民主。毛泽东指出：“民主和集中之间，并没有不可越过的深沟，对于中国，二者都是必需的。一方面，我们所要求的政府，必须是能够真正代表民意的政府；这个政府一定要有全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人民也一定要能够自由地去支持政府，和有一切机会去影响政府的政策。这就是民主制的意义。另一方面，行政权力的集中化是必要的；当人民要求的政策一经通过民意机关而交付与自己选举的政府的时候，即由政府去执行，只要执行时不违背曾经民意通过的方针，其执行必能顺利无阻。这就是集中制的意义。只有采取民主集中制，政府的力量才特别强大，抗日战争中国防性质的政府必定要采取这种民主集中制。”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经历的国家无民主不独立、社会生活无序的历史证明，只有人民民主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才是合理正确的选择。
第四，军事民主思想。毛泽东把军事问题放到国内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的复杂局面和世界大势中全面考虑。通过统筹军队内、外的民主关系，对军队内部的民主和军政军民团结一致关系的各方面作出了具体详尽的规定，在军事斗争的实践中形成了具有鲜明人民性和独具特质的、深刻的军事民主思想，极大地丰富了民主的内涵和价值。
毛泽东军事民主思想在井冈山时期发端、孕育，经过长征的锻造，到延安时期臻于成熟完备。毛泽东军事民主思想既实现了人类军事思想、军事文化的质的飞跃，也突出体现和反映了毛泽东民主理论的博大精微。首先，毛泽东军事民主思想独具特质，既是军事文化，也是民主文化，既发展了军事思想，也丰富了民主的内涵和价值，因为古往今来的民主理论都没有关注到普通士兵基本的民主权利和主体性。其次，毛泽东军事民主思想具有鲜明的实践特质，是真心实意在军队内部实行一定形式的民主，真正尊重士兵的主体精神、创造精神和管理权利，是一贯坚持和实行的民主制度、民主原则而不是随时准备丢弃。最后，毛泽东军事民主思想具有致广大、尽精微的特质，把军事同政治、经济、文化、国际关系统一起来考虑，统筹军队内、外的民主关系，创造了最为宏观的军事学；同时，又具体而微，对军队内部的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军事民主和军政军民关系的各方面的规定，具体到了“一针一线”的程度，堪称精细化管理，改写了人们对军事民主生活、军事民主制度、军事任务的认识，已经根本不是那种单纯军事观点和脱离社会、脱离人民的军队职业化思维所能参透和领悟的。
第五，以统一战线的形式开启了协商民主。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多党合作日趋成熟，发展出了丰富的民主协商思想，开创了多党合作的新型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有优良的民主作风，能同各民主党派真诚合作，能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遇事一起商量，党外民主人士在抗日民主政权中有实职实权，人民共和国就是统一战线形式的国家政权。
第六，民主的新路。中国有深厚的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传统，这正是黄炎培有“历史周期率”之问、毛泽东有“民主的新路”之答的历史文化背景。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毛泽东，都没有停留于把民主当作一种形式上的或局限于政治领域上的内容，并没有像现代资产阶级那样把民主的实际和实质内容空洞化形式化，而是从社会历史规律和国家治理的根本大道上来立论。因此民主与专制的对立并不是民主的全部，反特权、反官僚主义也是毛泽东民主理论的重要内容，中国人民追求的民主精神，不仅是针对封建专制而言，而且也是针对这种封建经济政治影响下形成的特权思想、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因而要用民主的方法来教育人民，用人民民主的力量和民主的办法来反对特权思想、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脱离人民，与民主作风、群众观点相对立，实质是一种特权思想，是“反人民的作风”。人民群众是反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的主体，通过扩大民主，依靠人民群众的监督力量，防止和制止官僚主义、特权思想的滋生，这正是人民民主的重要功能。
总括起来，毛泽东民主理论是在马克思主义民主思想的基础上，在中国语境、中国革命和人民民主政权建设实践中产生的成熟的合理的民主理论形态。这一民主理论形态包含人民民主、民主集中制、军事民主、党际民主等丰富内容，为人民当家作主，破解历史周期率，开创了“民主的新路”，这些理论内容最终凝结为富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民主话语体系。在毛泽东民主理论的指导下，通过中国人民的共同奋斗，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废除了帝国主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不平等条约，取缔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实现了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政治的伟大跨越，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
三、延安时期毛泽东民主理论对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启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的结合，也可以说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解决中国的问题，总结中国经验，创造出新的理论。“什么叫问题？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中国的问题就是中国社会的矛盾，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封建主义同人民大众的矛盾，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就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实现中国人民当家作主。因而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矢”和“的”的关系，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就是“有的放矢”，这就是毛泽东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内涵。“‘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这种“化”不是简化、化约，是系统的而不是零碎的，是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融入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心中、融入现实事物的运动中，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理论就会是行动的指南。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体系重要构成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主思想，同样也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民主实践中不断开辟认识真理、实现人民民主的道路，使之带有中国特点、合乎中国实际和人民需要、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毛泽东民主理论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主思想中国化的合理的理论形态。正是这一理论形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主思想有了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成功实践和系统的理论表达，丰富、充实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主思想，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
延安时期毛泽东民主理论为我们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经验。毛泽东民主理论之所以能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主理论，全面超越资本主义的有限民主，实现人民民主，主要的是以下三个方面的经验启示：
一要树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观，在实践中善于运用唯物史观、唯物辩证法去分析和解决问题。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是重大原则问题。如果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离开实际空洞地谈马克思主义，就一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了。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比作观察社会和分析问题的显微镜和望远镜，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科学解释。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基本内容包括：一是从指导思想的角度，以唯物史观作为“吾党哲学的根据”和“看家本领”，运用唯物史观这一先进理论武器来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二是从认识论的角度，认为马克思主义学说是从实际中引出科学结论的唯物主义反映论，并把这一认识路线概括为“实事求是”；三是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分析和解决中国问题的科学方法论，因而中国的同志应当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去了解中国的情况，提供解决中国问题的具体道路和方案。正是基于这样一种马克思主义观，毛泽东在延安向全党提出：“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
二要对国情有深刻的把握，并独立地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方法，最基础的就是“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毛泽东对中国国情的深刻把握，也是马克思的方法，重视调查研究和学习，切切实实深入和联系人民群众，调查研究中国的阶级状况和阶级斗争，研究中国历史。对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就成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基础。毛泽东出生、成长于中国社会的底层，对小农经济社会的基本国情有亲身的感受和经历，熟悉社会生活，了解人民心理和语言，同情人民苦难，深受湖湘学派事中求理的务实学风的熏陶，积极修学储能，培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和习惯，自觉地形成了符合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知识结构和实践智慧，在青年时期就以突出的宣传、组织能力超迈时贤。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毛泽东迅速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目标始终如一。既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装又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和作风，既懂实际情况又善于团结一切力量和不畏艰难、充满必胜信念，既有丰富的革命经验又有杰出的理论创造能力，因此，正如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与马克思恩格斯个人主观的天才努力分不开一样，毛泽东思想也与毛泽东个人的主观条件分不开。“调查就是解决问题”，调查是为了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有助于解决中国革命面临的真实问题。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在实地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撰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报告；在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亲自做过寻乌调查、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著名的实地考察，并撰写出能够深刻说明问题的调查报告，还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命题；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指出，“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这些都是极坏的作风”。毛泽东对调查研究的重视，中国共产党内无出其右，他告诫全党全军，不做正确的调查研究是“共产党员的耻辱”“一定要弄坏事情，一定要失掉群众，一定不能解决问题”。在通过深入调查研究、深刻把握国情的基础上，毛泽东强调要独立自主地探索自己的道路，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
三要不断提升实践智慧与理论思维能力。“毛泽东的实践智慧可以说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之间的‘中间项’。”通过调查研究，深刻把握中国实际，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有了这个前提并不意味着就能形成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还需要中国共产党在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中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探索出一条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独特道路，这就需要中国共产党的集体的实践智慧，对中国革命的经验、实践进行理论概括，写出新的著作，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这才是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期间回答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理论家时说过，我们需要的理论家是“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毛泽东的实践智慧集中体现为把握中国社会各种矛盾的相互联结和矛盾的转化，强调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人民大众和封建制度的矛盾，用民主革命的方法去解决；殖民地和帝国主义的矛盾，用民族革命战争的方法去解决……共产党内的矛盾，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去解决”。毛泽东正确把握和处理事物的矛盾、注重调查研究的实践智慧和充分占有材料基础上对实践经验进行理论概括和话语表述创新，进而形成科学的理论体系，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应遵循的基本经验。
（来源：《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作者：彭臻，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