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于安龙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面对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和政治污蔑，通过积极开展与外国记者的互动交流，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打开了对外宣传的窗口，实现了“延安故事”的广泛传播。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和虚假宣传，抹黑了中国共产党形象，误导了社会大众，给中共的革命事业造成了不利影响。中国的革命应该而且必须为世人所了解。面对复杂的局势和重重阻力，中共另辟蹊径，借助外国媒体和记者打通了向外“发声”的渠道，成功将“延安故事”传播到国内外，为中国共产党赢得了更多的信任和支持。

广邀外国记者来访

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外国记者来访，并将其视为与外界交流的难得机会。斯诺之所以能到陕北访问，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毛泽东提议选择一个“可以信赖的外国人”访问根据地。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邀请和推动下，斯诺成为“第一个冲破艰难险阻到苏区来调查了解”情况，“并将事实公诸于世的外国记者”。美国记者史沫特莱也是在正式接到中共的邀请后，到延安访问的。1944年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访问延安，是一次人数多、规模大的集体性访问。虽然此次访问历经曲折，但中国共产党的热情邀请是其最终能够成行的重要原因。1944年2月中旬，董必武同各国记者谈话，邀请他们前往边区考察。2月26日，董必武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建议为迎接外国记者做准备工作。周恩来于28日即回电，安排专人护送记者团赴延。3月9日，周恩来受毛泽东、朱德和中共中央委托，致电董必武转外国记者，对记者团访延表示热烈欢迎。4月30日，毛泽东致电董必武转11位外国记者：“诸位来延，甚表欢迎”，只要国民党政府同意“即可动身”。屡次盛情相邀，充分展现了中共诚恳的态度，也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外国记者们的顾虑和担忧，最终促成了他们的西北之行。

中国共产党对来访的外国记者，都以礼相待，高度重视接待和服务工作。1940年12月，中共中央专门就如何对待英美新闻记者等问题发布党内指示，要求“对于接洽访问之英美人员，不仅不应该采取不合理或冷淡的态度，而且应采取欢迎与招待之态度”。在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到访之前，周恩来专门召集边区党、政、军、民、学各部门负责人开了动员会，介绍记者团具体情况及其来访目的，传达中共中央接待方针政策，还向各机关借调了一批优秀干部和翻译人员来帮助做好接待工作。党中央、毛泽东对此也甚为关注，强调要妥善安排各项接待工作。据胡乔木回忆，“事实上，凡涉及外交，事无巨细，都要汇报到毛主席那里，有时甚至连一些细小的事务也由他亲自布置安排”。中共对外国记者来访的重视还表现在，几乎每一位来访记者，都能得到中共领导人的亲自接见，有时甚至是彻夜长谈。斯诺曾回忆，他与毛泽东会“一连谈上几小时，有时差不多谈到第二天黎明”。英国记者贝特兰回忆，某次谈话结束时，毛泽东把他和翻译送到院子里，还盛情邀请说：“你们一定再来，让我们一起再多谈谈。”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来到延安之后，毛泽东、朱德等多次接受外国记者的采访，介绍中共的有关政策。其中毛泽东与斯坦因谈话时，从14日下午3时持续到15日凌晨3时，长达12个小时。如此长时间、近距离的访谈交流，是对外国记者来访的积极配合与协助，收到了“宾主尽欢”的良好效果。“毛主席很兴奋，与记者畅所欲言，因为总算是打开了局面。外国记者的情绪也很高，像发现了新大陆。”

开放记者自由采访

在接待外国记者来访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没有装模作样、弄虚作假，而是采取用事实说话的宣传策略。因此，“开放”和“真实”成为外国记者在延安的最大感受。1937年5月，海伦·斯诺抵达延安。在历时4个多月的实地考察中，她访问了斯诺1936年已结识和未结识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和红军指挥员，广泛接触了苏区的战士、工人、农民、学生、文艺工作者、妇女和儿童。她所提出的数以千计的问题，绝大部分都得了圆满的答案。从中可见外国记者的走访时间之久，接触人员之多。对于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来访，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接待原则是敞开大门，让他们自由参观考察。周恩来强调，要争取他们来看边区机关、工厂、学校和其他单位，争取他们看后把边区的实际情况宣传出去。他还指出：“宣传工作，要实事求是，介绍我们的成绩，也要说明我们工作中有错误、有缺点，说明我们有克服错误、缺点的办法，切不可搞浮夸，更不可弄虚作假。”进入边区后，在为期3个多月的实地走访中，记者们可以自由考察参观，不受任何拘束。王震就曾在接待参观团时明确表示：“我现在重新向你们保证，你们有权自由考察我们的任何工作，我们最欢迎你们这样做。”期间，参观团成员既访问了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叶剑英、林伯渠等党政军领导人，也自由参观了学校、医院、报社、工厂、边区保育院等机构，与作家、学生、工人、农民进行了广泛交流，围绕政府机构及其运作、“三三制”政权以及边区各项政策进行深入走访、座谈。8月下旬，5位外国记者还前往晋西北根据地，实地观察了八路军和地方游击队夜袭日寇汾阳据点的全过程。与国民党的新闻封锁不同，中国共产党可以说是向记者们进行了全景式开放，并为他们的自由采访提供了一切可能的便利条件。对新闻工作者来说，这比任何的隆重款待都更为重要。

在此基础上，外国记者根据自己的直接观察和亲身体验撰写了大量的采访报道，以照片、电影、讲演等形式介绍了所见所闻。这些正面宣传并非刻意为之，而是他们秉持真实、客观的新闻原则，对自身“眼见为实”的情况所进行的如实报道，没有任何的生编乱造或夸大其词。这与国民党政府人为制造的宣传有着根本的差别，也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精神，即“对于美国记者及其他外国记者之来我区者，应帮助其自由采访及报导我区的真实情况”。

积极提供新闻素材

事实上，外国记者在赴陕北访问之前，大都有备而来，即他们心里都有一些疑惑和问题想要弄清楚。斯诺在访问延安前心中积攒了众多的疑惑，如“中国共产党人是什么样的？”“他们的领导人是谁？”“中国的苏维埃是怎样的？农民支持它吗？”等。为了协助外国记者探明真相，中国共产党除鼓励他们实地考察、自由参观外，还积极主动地提供他们所关心的新闻素材和资料，以利于他们更加深入地把握实际情况。在接待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时，周恩来明确提出，“既要准备好全面介绍本部门的材料，主动介绍实际工作情况，又要准备解答他们临时提出的问题”。在外国记者访问期间，边区政府负责人还给每位记者分发了李维汉起草的有关边区建设简述的书面材料，内容涉及边区的发展历史、政治纲领、经济状况、文化教育等，使之对边区实际情况的了解更加全面。此外，中共提供的各种档案、文件、公开报道等资料，与记者们的亲见亲闻相互印证、相互补充，极大增强了他们新闻报道的说服力，也形成了反驳各种不实之词的“证据链”。在安排记者团实地参观的同时，边区政府各部门还穿插安排了一系列的座谈会、招待会、领导人访谈等活动，向中外记者介绍宣传共产党人的政治主张和价值理念，如安排朱德、贺龙、叶剑英等军方代表接待，介绍中共的军事和抗战问题。毛泽东在与中外记者座谈时，则谈了国内外形势、国共关系、边区建设等问题。

充分展现自身素养

外国记者来访，为中国共产党打开了连通外部世界的渠道，也为外部世界观察、了解中共提供了难得的窗口和独特的视角。在这种实景式、全方位的参观考察过程中，记者们的所观所闻涉及中共的主要政策与基本立场、边区的建设情况与发展前途、民众的生活状况与精神面貌等众多方面。为了全面地把握情况，对中共领导人进行采访成为了外国记者的重头戏。而展现在他们面前的中共领导人，并非国民党媒体渲染和外界传言中的“江洋大盗”“土匪流寇”，而是一群具有很高个人素养，待人诚恳、知识渊博、理想远大的人。他们不懈奋斗的精神、艰苦朴素的作风、彬彬有礼的态度、客观冷静的分析等，都给记者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令他们大为折服。在与斯诺的会谈中，毛泽东对当前形势的精辟分析和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局势的精准预测，使斯诺十分惊叹。斯特朗也认为：“毛泽东直率的言谈，渊博的知识，诗意的比喻，使这次谈话成为我一生中遇到的最为动人的谈话。”作为接待外国记者来访的主要负责人，周恩来同样给斯诺留下了“头脑冷静，善于分析推理，讲究实际经验”的良好印象，“同国民党宣传九年来污蔑共产党人是什么‘无知土匪’‘强盗’和其他爱用的骂人的话，形成了奇特的对照”。而在国民党报纸上常被称为“赤匪头子”“杀人犯”的朱德，在外国记者眼中却是朴素的、亲和的“老农民”“好先生”形象，其杰出的军事才能固然让人印象深刻，但其“执著于生活，而又有民主作风”的生活态度同样使人耳目一新。总之，中共领导人官兵平等的理念、民主亲和的风格和不拘繁文缛节的作风，给人以极强的亲和感、信赖感和认同感，极大地拉近了中共领导人与记者们的心理距离，与国民党官员的腐败、无能、专制形成了鲜明对比。史沫特莱曾言：“到延安的外国记者感到非常安心，共产党员中间没有国民党那一套官场生活的形式主义和客套。提起延安的共产党人，有一个记者说得好：‘他们不是一般的中国人，他们是新中国的人。’这种说法在其他记者的口里我一再听到。”中共领导人在理想、信念、品格、意志、作风等方面展现出的人格魅力，不仅是一次个人素养的呈现，更是中共及边区人民有活力、有信心的一个缩影，外界也从中看到了一个有希望、有前途的中国。

（本文节选自《党的文献》2019年第4期，原文标题为《中国共产党讲述“延安故事”的经验与启示——基于延安时期与外国记者互动的视角》。作者系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