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延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了辉煌成就,实现了第一次历史性的飞跃。认真探索延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总结其历史经验,阐述其当代启示,对于深入研究和推进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有着重要意义。
一、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历程
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体经历了哲学奠基、全面展开、普遍教育、党纲定位和继续开展五个发展阶段。
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奠基。从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到毛泽东的“两论”发表,是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奠基阶段(1935.10—1937.8)。为了从思想理论上彻底清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主观主义思想路线,深刻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推进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来到陕北后,废寝忘食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1935年12月,毛泽东刚到陕北不久,就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批评了那种“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这种把“本本”当“圣经”的错误思想路线。之后,他又发表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从军事哲学的高度对党内军事问题的争论作了科学总结,并透过对军事问题的分析,初步提出了后来在《实践论》《矛盾论》中详细展开的精湛哲学思想。接着,《实践论》《矛盾论》(通称“两论”)问世。“两论”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观点,揭露了党内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错误。可见,这一阶段的显著特征,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哲学层面得到了系统阐发。
毛泽东在这一阶段发表的重要著作,特别是“两论”,从哲学上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极大地推动了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如邓小平所说:“在战胜了使中国革命遭到严重失败的王明‘左’倾路线以后,毛泽东同志总结了这次斗争的教训,在一九三六年和一九三七年写下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一系列不朽著作,奠定了我们党的思想理论基础。”[1](P115)有研究者指出:“毛泽东在延安时花在哲学上的功夫,推动了他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向前进了一步。”[2](P60)还有研究者指出:“毛泽东十分注重致力于从哲学上论证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民主革命比较完整的经验,只有在毛泽东深入研究哲学、创作《实践论》和《矛盾论》之后才能总结出来。”[3]不难看出,哲学奠基阶段在整个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历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
首先,《实践论》全面深入地阐述了实践第一的根本观点,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的实践逻辑,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论基础。毛泽东从实践与认识的关系入手,着力从实践是认识的来源、认识的发展动力、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认识的最终目的等四个方面系统论述了“实践第一”的观点,从而在哲学认识论上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人为什么要立足中国革命斗争实践,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理,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性。
《矛盾论》着力论述了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之辩证统一的原理,特别强调了矛盾的特殊性,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的辩证逻辑,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辩证法基础。毛泽东认为,“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4](P320)因此,人们认识事物必须注意它们的共同点或共性,“但是,尤其重要的,成为我们认识事物的基础的东西,则是必须注意它的特殊点,就是说,注意它和其他运动形式的质的区别。只有注意了这一点,才有可能区别事物”。[4](P308)后来,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更加明确地向全党发出注重“中国的特性”的指示。他说:“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必须使马克思主义“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5](P658—659)这就鲜明地提出,“中国的特性”或中国革命的特殊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依据。
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全面展开。从“两论”发表后到延安整风前,是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全面展开阶段(1937.8—1941.5)。在前一阶段哲学奠基的基础上,毛泽东在这一阶段不仅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和任务,而且撰写了一批涉及诸多领域和方面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性著作,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政治、军事、党建、文化等各个领域全面展开。首先是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其政治报告中,第一次向全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他指出:“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5](P658—659)
毛泽东在六中全会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论述,得到了参加会议的其他领导人的认同和响应。张闻天在关于党的组织问题的报告中,提出要“使组织工作中国化”,还指出宣传工作“要认真地使马列主义中国化,使它为中国最广大的人民所接受”。[5](P709)徐特立在发言中说:“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要中国化,我们的理论从具体实际情形得来,我们的决策,就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6](P242)全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指出,必须“学会灵活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国际经验应用到中国每一个实际斗争中来”。
就这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的帷幕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拉开了。“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倡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后,便身体力行,投入极大精力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先后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取得了重大成果。在毛泽东的倡导和带动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很快引起了党内外广泛关注。陈云、刘少奇、艾思奇等中共高级干部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积极响应并推动中国化运动。”[7]六中全会不久,彭真在晋察冀边区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也阐释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出:学会具体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这是党在17年曲折历程中的最大进步。[8](P100)1939年5月,陈云在《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文章中,号召全党“热烈地响应”毛泽东发起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7月,刘少奇在延安马列学院演讲《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反复强调应当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和实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9](P107)号召全党重视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倡议。艾思奇、杨松、张如心等党的理论工作者也纷纷发表文章,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正是在这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的大力推进中,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推出了一批颇具代表性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使毛泽东思想在军事、政治、党建、文化等多方面得以展开而臻于成熟。在军事方面,毛泽东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著作,把马克思主义军事思想与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将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中国化,创立了独具特色的毛泽东军事思想;政治方面,毛泽东发表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和刘少奇的《论抗日民主政权》等文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国政治问题,明确地将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区分为新、旧两种不同的性质,阐释了“新民主主义”概念的科学内涵,揭示了中国革命的规律和特点,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基本建构了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体系。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提出和系统阐述,是毛泽东思想形成和成熟的主要标志;党建方面最重要的成果是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共产党人〉发刊词》《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陈云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这些著作深刻论述了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阐明了党的建设、武装斗争以及统一战线三大法宝之间的相互关系,强调了加强党性修养,指出了正确开展党内斗争的原则和方法,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党的建设理论,推进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中国化;文化方面,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张闻天在《抗日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等著述中,揭示了无产阶级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文化发展的本质,论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民主的文化的基本特征,制定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文化建设理论。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文化领域推进的结果,是毛泽东思想在多方面展开而臻于成熟的一个重要表征。
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普遍教育。从延安高级干部整风开始到全党普遍整风基本结束,是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普遍教育阶段(1941.5—1943.10)。这一阶段的最显著特点是在全党范围开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普遍教育。这种教育是通过延安整风运动完成的。首先是高级领导干部的整风。1941年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明确提出改造全党学习的任务,由此开始了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整风学习。在高级干部整风的基础上,1942年又开展了全党范围的普遍整风。1942年2月,毛泽东先后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的报告,深刻地阐明了整风运动的任务和方针,标志着全党普遍整风的开始。毛泽东认为,“整风运动是一个‘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10](P275)其实,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主旋律来看,它实质上也是一场普遍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教育运动。延安整风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研究者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认为整风运动的主要目的,就是“提高党员的思想觉悟,使其具有毛泽东所亲自培育的特殊品质。简言之,毛泽东的目的是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1](P188)
具体来说,延安整风教育在两个方面显著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是延安整风批判了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打破了党内教条主义思想的束缚,促进了思想大解放,在全党确立和巩固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周恩来在整风运动后期说:“党内思想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解放。这是毛泽东同志领导整风学习的结果,是思想上很大的进步。”[12](P157)袁宝华在回忆延安整风时,认为“这是一次脱胎换骨的思想革命”。[13](P17)二是延安整风提高了广大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了普遍认同,为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奠定了基础。在整风期间,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王稼祥、艾思奇等党的领导人和理论工作者,通过各种形式宣传和阐释毛泽东思想,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为全党的高度共识和自觉选择。有研究者曾指出:“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并在1942—1943年的整风运动中加以贯彻,这样既促进了这一目标的实现,也提高了他在党内的地位。”[14](P16)胡乔木也认为,“如果不经过整风,全党对于如何从中国实际出发独立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认识是解决不了的。通过这次整风,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确定了。”[15](P10)所以说,“整风运动,对于推进毛泽东思想进一步成熟,特别是对于全党认识毛泽东思想,实现党的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起了决定性作用。”[16]
4.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党纲定位。从党的高级领导干部重新学习讨论党的历史和路线问题开始到抗日战争胜利,是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党纲定位阶段(1943.10—1945.8)。这一阶段的显著特征,是毛泽东思想第一次被写入党章,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使其得到了党纲的确认和定位,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思想理论到政治组织上的伟大飞跃。这一过程开始于1943年10月党的高级干部重新学习与研究党的历史和路线是非问题,这种重新学习既是延安整风运动的延续和提升,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党纲确认和定位的直接准备。在此基础上,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召开并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紧接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正式写入党章。
首先是党的六届七中全会。1943年10月起,党的高级干部重新学习与研究党的历史和路线是非问题。经过半年的学习讨论,1944年4月,毛泽东在《学习和时局》的报告中作了总结,对党的一些历史问题做出“结论”,为党的六届七中全会的召开作了思想准备。5月21日,党的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召开,会期长达11个月。全会的主要内容和最重要的成果,是讨论并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总结了建党以来,特别是党的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党的历史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教训,彻底清算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意义,高度评价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从而为党的七大胜利召开和党章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作了很好的思想理论准备。
紧接着,就是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隆重召开。党的七大有着重大历史功绩。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角度来看,首先是刘少奇集中全党的认识成果,代表党中央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后改名为《论党》)的报告,高度赞扬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贡献,全面、系统、科学地阐述了毛泽东思想。这对于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是至关重要的。刘少奇主要从五个方面阐述了毛泽东思想,一是分析了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毛泽东思想“不只是在和国内国外各种敌人进行革命的斗争中,同时又是在和各种错误的机会主义思想”斗争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9](P334)毛泽东“在理论上敢于进行大胆的创造,抛弃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某些已经过时的、不适合于中国具体环境的个别原理和个别结论,而代之以适合于中国历史环境的新原理和新结论,所以他能成功地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件艰巨的事业。”[9](P336—337)二是阐明了毛泽东思想的内涵:“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9](P333)三是强调了毛泽东思想的特点:毛泽东思想“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又完全是中国的”;“是发展着与完善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9](P335)四是概括了毛泽东思想的内容:毛泽东思想“表现在毛泽东同志的各种著作以及党的许多文献上。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关于现代世界情况及中国国情的分析,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解放农民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战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根据地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党的理论与政策,关于文化理论与政策等”。[9](P335)五是确认了毛泽东思想的地位: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唯一正确的总路线”。[9](P334)
党的七大经过讨论,一致通过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七大通过的新党章总纲体现了全党的认识和意愿,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17](P115)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上的一次历史性的飞跃,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竖起了一面旗帜,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理论价值。
5.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继续推进。从抗日战争胜利到党中央、毛主席东渡黄河离开陕北,是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解放战争期间的继续推进阶段(1945.8—1948.3)。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继续在解放战争实践中得到运用、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集中体现在毛泽东的《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著作中。这些著作阐发了政策和策略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学说,完善了关于土地革命的理论,为夺取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二、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历程的经验启示
延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珍贵的经验启示需要认真研究和总结。
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和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既有现实中的实际起点,也有理性中的逻辑起点。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从哲学上总结历史经验,首先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开始的,因而其哲学中国化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际起点,也是它的逻辑起点。在复杂的中国化的现实实践中,不同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际起点不一定都是其哲学的中国化,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一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在的逻辑起点和理论基础。这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功能特性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具体科学不同,它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有着巨大的解放思想和纠正思想路线错误的功能。而影响和阻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深刻的根源就是错误的思想方法和思想路线,正如毛泽东所说的,“一切大的政治错误没有不是离开辩证唯物论的”。[18](P311—312)因此,要反对“左”右倾错误,铲除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思想路线,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必须首先拿起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锐利的思想武器,从哲学的高度来总结历史经验,解放思想,纠正错误的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就自然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始点和哲学基础。这一切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何等重要,新时代要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必须向延安时期毛泽东那样,刻苦学习和研究哲学,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看家的本领”,充分发挥哲学的特殊作用。
第二,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军事理论、文化理论、党建理论等具体层面理论的中国化,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具体化、深入化和彻底化的必由之路和根本途径。从层次来看,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由其哲学层面的一般理论原理与具体层面的具体理论原理所构成的思想理论体系。与此相适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有这样两个层面:一般层面的是其哲学理论的中国化;具体层面的是其具体理论的中国化。在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从“哲学奠基”开始的,即首先完成的是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为雏形,以《实践论》和《矛盾论》为主要标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进而将这种哲学的一般理论的中国化推进和具体化到以《论持久战》《〈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军事理论、文化理论、党建理论等具体层面理论的中国化,这种从“一般”到“具体”的中国化演进,不仅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在政治、军事、文化、党建等各个领域得到全面展开,实现了具体化,而且也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更加深化和彻底化。毛泽东在延安谈到中国化时说,“‘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19](P841)很明显,要实现这种“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化”,实际上也就是说要真正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达到深化、具体化和彻底化的程度,推进马克思主义具体层面理论的中国化是其根本途径和必然选择。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一般”推进到“具体”的成功经验昭示我们,在新时代要不断深入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不能停留在一般理论原理的中国化上,必须在马克思主义与新时代丰富多样的实践结合中,加速推进和实现马克思主义具体理论原理的中国化。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也不能仅仅满足于对其哲学的一般理论原理之中国化的探索上,而要着力去研究那些具体层面理论原理的中国化。
第三,整风教育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少数人掌握到多数人认同、从理论走向实践的有效形式和重要创举。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角度看,延安整风其实就是一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是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教育运动。通过这次运动,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其主体上由少数人扩展到广大党员干部,范围上由局部遍及全党,内容上由零散臻于系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获得普遍认同,毛泽东思想更加深入人心,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有研究者曾明确地指出过这一点,认为:整风运动之前,在延安人们对毛泽东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反应冷淡”、“很少人接受”,[20](P97)而延安整风后,“中国化”则被普遍认同。[20](P101)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少数人的事情,只有被广大党员干部以及人民群众所认同、把握和变为实践,才能真正得到实现和落实,而整风教育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少数人走向多数人、从理论走向实践的有效形式和重要途径。今天,在新时代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和贯彻新时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就必须继承和发扬延安整风精神,继续运用整风形式开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教育。
第四,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具有标志性的伟大理论成果加以科学地总结和提炼,适时地写入党章,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是实现和巩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组织路径和根本保证。刘少奇在《论党》中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时指出:“毛泽东思想的生长、发展与成熟,已经有了二十四年的历史,在无数次的千百万人民的剧烈斗争中反复考验过来了,证明它是客观的真理,是唯一正确的救中国的理论与政策。”[20](P334)毛泽东思想确实是经过革命斗争实践的反复考验,经过不断的研究和提炼,在党的七大将其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明确地写入党章,得到了党纲的确认和定位,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思想理论到政治组织上的飞跃。正是由于适时地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写入党章,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才使得全党的认识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统一起来,达到了全党的空前团结,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实践证明,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适时地写入党章,加以党纲的确认和定位,是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条宝贵经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和经验,随着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不断向前推进,先后适时地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从根本上保证了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能够科学、健康、稳步地发展。2017年党的十九大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指导思想写入党章,这必将引导我们胜利完成“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第五,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是推进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要求和精神动力。延安时期不仅党的领袖人物,就是普通的党员干部乃至战士,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都有着坚定信仰。正如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所记述的那样:“凡是抱有具体政治信念的青年身上,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影响都很明显,不仅是作为一种哲学,而且是作为宗教的一种代替品。在这种中国青年中间,列宁几乎受到崇拜,斯大林是最受爱戴的外国领导人,社会主义被视为理所当然是中国未来的社会形式。”[21](P382)“红军指挥员们都是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甚至普通战士“对共产主义有一种宗教式狂热的纯粹感情”。[21](P292)正是由于有着这样坚定的理想信仰,我们党才能坚定不移地沿着马克思主义指引的道路前进,不断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创立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在新时代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必须彻底清除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无用论”和“全盘西化论”在党内的影响,使广大党员干部真正树立起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信仰。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那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22](P15)因此,“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要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践行者。”[22](P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