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在抗日前线
古人常言：“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其实，古人将“孝”作为“忠”的前提，正所谓：“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在共产党人看来，当一个人将对父母的孝顺之情同时给予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时，孝便是忠；而当一个人为百姓造福，为苍生立命，为万世开太平时，他便最大限度地做到了忠；当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难道其父母还要受穷苦不成？故这便又是孝。我们朱总司令的忠孝观，就是这样的忠孝观。
朱德早年离开家乡从军，1919年当护国军旅长时，接父母和全家出来住过一段时间，但老人们不习惯，离开土地就不舒服，还是回了乡下老家。朱德自加入共产党后，艰苦的战争岁月，一直未能回家，就再也没有见到过老母。朱德的母亲是位平凡得连名字都没有的农家妇女——钟氏，她一生勤劳持家，1944年2月，86岁的钟氏逝世。在她临终前的几分钟，还在锅台做饭，感到不舒服，倒下就没有再起来。噩耗传到了延安，朱德陷入悲痛的思念之中。
4月10日，延安各界举行了隆重追悼大会，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仅有的一次为党的领导人的母亲举行的公祭仪式。朱德的母亲是千万平凡母亲的代表，她有着中国劳动妇女贤淑、忍耐、宽厚、善良、勤劳的美德。当时正是抗日战争胜利的曙光已显露于东方之时，召开公祭大会，既是号召大家以朱德母亲为榜样，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争取抗战的胜利，同时也是宣示共产党人的忠孝观。
中共中央和党的领导人及各界纷纷敬献花圈和挽联。中共中央的挽联所书：“八路功勋大孝为国，一生劳动吾党之光。”
毛泽东的挽联是：“为母当学民族英雄贤母，斯人无愧劳动阶级完人。”
中共中央党校的挽联为：“唯有劳动人民的母性，能育劳动人民的领袖。”
刘少奇、周恩来等同志的挽联为：“教子成民族英雄，举世共钦贤母范；毕生为劳动妇女，故乡永保好家风。”
很长一段时间，朱德经常一个人在炕头吸烟，默默落泪，为了表达对母亲的哀思，一个多月没有刮胡子。他饱含深情，用朴素无华的语言写下了悼念母亲的祭文，《解放日报》以《回忆我的母亲》为题发表。祭文写道：
得到母亲去世的消息，我很悲痛。我爱我母亲，特别是她勤劳一生，很多事情是值得我永远回忆的。
我家是佃农。祖籍广东韶关，客籍人，在“湖广填四川”时迁移四川仪陇县马鞍场。世代为地主耕种，家境是贫苦的，和我们来往的朋友也都是老老实实的贫苦农民。
母亲一共生了十三个儿女。因为家境贫穷，无法全部养活，只留下了八个，以后再生下的被迫溺死了。这在母亲心里是多么惨痛悲哀和无可奈何的事情啊！母亲把八个孩子一手养大成人。可是她的时间大半被家务和耕种占去了，没法多照顾孩子，只好让孩子们在地里爬着。
母亲是个好劳动。从我能记忆时起，总是天不亮就起床。全家二十多口人，妇女们轮班煮饭，轮到就煮一年。母亲把饭煮了，还要种田，种菜，喂猪，养蚕，纺棉花。因为她身体高大结实，还能挑水挑粪。
母亲这样地整日劳碌着。我到四五岁时就很自然地在旁边帮她的忙，到八九岁时就不但能挑能背，还会种地了。记得那时我从私塾回家，常见母亲在灶上汗流满面地烧饭，我就悄悄把书一放，挑水或放牛去了。有的季节里，我上午读书，下午种地；一到农忙，便整日在地里跟着母亲劳动。这个时期母亲教给我许多生产知识。
佃户家庭的生活自然是艰苦的，可是由于母亲的聪明能干，也勉强过得下去。我们用桐籽榨油来点灯，吃的是豌豆饭、菜饭、红薯饭、杂粮饭，把莱籽榨出的油放在饭里做调料。这类地主富人家看也不看的饭食，母亲却能做得使一家人吃起来有滋味。赶上丰年，才能缝上一些新衣服，衣服也是自己生产出来的。母亲亲手纺出线，请人织成布，染了颜色，我们叫它“家织布”，有铜钱那样厚。一套衣服老大穿过了，老二老三接着穿还穿不烂。
勤劳的家庭是有规律有组织的。我的祖父是一个中国标本式的农民，到八九十岁还非耕田不可，不耕田就会害病，直到临死前不久还在地里劳动。祖母是家庭的组织者，一切生产事务由她管理分派，每年除夕就分派好一年的工作。每天天还没亮，母亲就第一个起身，接着听见祖父起来的声音，接着大家都离开床铺，喂猪的喂猪，砍柴的砍柴，挑水的挑水。母亲在家庭里极能任劳任怨。她性格和蔼，没有打骂过我们，也没有同任何人吵过架。因此，虽然在这样的大家庭里，长幼、伯叔、妯娌相处都很和睦。母亲同情贫苦的人——这是朴素的阶级意识，虽然自己不富裕，还周济和照顾比自己更穷的亲戚。她自己是很节省的。父亲有时吸点旱烟，喝点酒；母亲管束着我们，不允许我们染上一点。母亲那种勤劳俭朴的习惯，母亲那种宽厚仁慈的态度，至今还在我心中留有深刻的印象。
但是灾难不因为中国农民的和平就不降临到他们身上。庚子年（一九零零)前后，四川连年旱灾，很多的农民饥饿、破产，不得不成群结队地去“吃大户”。我亲眼见到，六七百穿得破破烂烂的农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被所谓官兵一阵凶杀毒打，血溅四五十里，哭声动天。在这样的年月里，我家也遭受更多的困难，仅仅吃些小菜叶、高粱，通年没吃过白米。特别是乙未（一八九五)那一年，地主欺压佃户，要在租种的地上加租子，因为办不到，就趁大年除夕，威胁着我家要退佃，逼着我们搬家。在悲惨的情况下，我们一家人哭泣着连夜分散。从此我家被迫分两处住下。人手少了，又遇天灾，庄稼没收成，这是我家最悲惨的一次遭遇。母亲没有灰心，她对穷苦农民的同情和对为富不仁者的反感却更强烈了。母亲沉痛的三言两语的诉说以及我亲眼见到的许多不平事实，启发了我幼年时期反抗压迫追求光明的思想，使我决心寻找新的生活。
我不久就离开母亲，因为我读书了。我是一个佃农家庭的子弟，本来是没有钱读书的。那时乡间豪绅地主的欺压，衙门差役的横蛮，逼得母亲和父亲决心节衣缩食培养出一个读书人来“支撑门户”。我念过私塾，光绪三十一年（一九零五)考了科举，以后又到更远的顺庆和成都去读书。这个时候的学费都是东挪西借来的，总共用了二百多块钱，直到我后来当护国军旅长时才还清。
光绪三十四年（一九零八）我从成都回来，在仪陇县办高等小学，一年回家两三次去看母亲。那时新旧思想冲突得很厉害。我们抱了科学民主的思想，想在家乡做点事情，守旧的豪绅们便出来反对我们。我决心瞒着母亲离开家乡，远走云南，参加新军和同盟会。我到云南后，从家信中知道，我母亲对我这一举动不但不反对，还给我许多慰勉。
从宣统元年（一九零九)到现在，我再没有回过一次家，只在民国八年（一九一九）我曾经把父亲和母亲接出来。但是他俩劳动惯了，离开土地就不舒服，所以还是回了家。父亲就在回家途中死了。母亲回家继续劳动，一直到最后。
中国革命继续向前发展，我的思想也继续向前发展。当我发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时，我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了，我和家庭完全隔绝了。母亲就靠那三十亩地独立支持一家人的生活。抗战以后，我才能和家里通信。母亲知道我所做的事业，她期望着中国民族解放的成功。她知道我们党的困难，依然在家里过着勤苦的农妇生活。七年中间，我曾寄回几百元钱和几张自己的照片给母亲。母亲年老了，但她永远想念着我，如同我永远想念着她一样。去年收到侄儿的来信说：“祖母今年已有八十五岁，精神不如昨年之健康，饮食起居亦不如前，甚望见你一面，聊叙别后情景。”但我献身于民族抗战事业，竟未能报答母亲的希望。
母亲最大的特点是一生不曾脱离过劳动。母亲生我前一分钟还在灶上煮饭。虽到老年，仍然热爱生产。去年另一封外甥的家信中说：“外祖母大人因年老关系，今年不比往年健康，但仍不辍劳作，尤喜纺棉。”
我应该感谢母亲，她教给我与困难作斗争的经验。我在家庭中已经饱尝艰苦，这使我在三十多年的军事生活和革命生活中再没感到过困难，没被困难吓倒。母亲又给我一个强健的身体，一个勤劳的习惯，使我从来没感到过劳累。
我应该感谢母亲，她教给我生产的知识和革命的意志，鼓励我以后走上革命的道路。在这条路上，我一天比一天更加认识：只有这种知识，这种意志，才是世界上最可宝贵的财产。
母亲现在离我而去了，我将永不能再见她一面了，这个哀痛是无法补救的。母亲是一个平凡的人，她只是中国千百万劳动人民中的一员，但是，正是这千百万人创造了和创造着中国的历史。我用什么方法来报答母亲的深恩呢？我将继续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的希望——中国共产党，使和母亲同样生活着的人能够过快乐的生活。这是我能做到的，一定能做到的。
愿母亲在地下安息！
朱德怀着真挚的深情，回忆了母亲勤劳朴实、苦难坚强的一生，歌颂了这位平凡而又伟大的劳动妇女的崇高品德，表达了自己将继续革命，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鞠躬尽瘁的坚定志向。
朱德后来多次表达过在母亲生前未能伺候她老人家的遗憾。他向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谈起母亲时，不无怀念地说：她的裤子和短褂上，左一块右一块都是补丁，两只手上伏着粗粗的血管，由于操劳过度，面色已是黝黑，蓬蓬的头发在后颈上挽了一个发髻，两只大大的褐色眼睛里充满了贤惠，充满了优愁。1966年一个意大利记者访问朱德，问他一生中最大的遗憾是什么？朱德还是深情地说：“就是让母亲受苦，老人家死前，我没能端一碗水给她喝。”
以革命为职业的八路军总司令，把自己的忠和孝给了祖国和人民。1943年，朱德在延安收到家信，说85岁的母亲精神不比从前，想见他一面。这里抗战火烧眉毛，八路军总司令，哪能走得开呢，而且，老人年龄又大，又不能接过来，朱德是四川人，有老乡在家里活不下去，来投奔革命，朱德就找过来问，了解家乡情况，知道四川在闹饥荒，赤地千里，民不聊生，所以就更是担心想念母亲了，想寄点钱回去，多少年一直没有钱寄，八路军司令每个月只有5块大洋的薪水，哪里有余款寄给家里？身处抗日前线的朱德，思来想去，想到多少年前的朋友，就悄悄地给在四川泸州的好友戴与岭写信求助，信是这样写的：
与岭老弟：
我们抗战数月，颇有兴趣，日寇虽占领我们许多地方，但是我们又去恢复了许多名城，一直深入到敌人后方北平区域去。日夜不停地与日寇打仗，都天天得到大大小小胜利，差堪告诉你们。昨邓辉林、许明杨、刘万方等随四十一军来晋，已到我处，谈及家乡好友，从此话中知道好友行迹，甚以为快，更述及家中近况，颇为寥落，亦破产时代之常事，我亦不能再顾及他们。唯家中有两位母亲，生我养我的均在，均已八十，尚康健。但因年荒，今岁乏食，恐不能度过此年，又不能告贷。我十数年实无一钱，即将来亦是如此。我以好友关系向你募贰百元中币，速寄家中朱理书收。此款我亦不能还你，请你作捐助吧！望你收到复我。
此候，近安
朱德11月29日于晋洪洞战地
戴与岭接信后，才知名震全国的八路军总司令竟如此两袖清风，“十数年实无一钱”，连资助老母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这位老同学感动不已，当即筹足200元，送到朱德的家里。朱德一生都没有做求过人的事，只有这一次，为了母亲，为了自己的愧疚。
这封信满纸质朴的语言，体现了革命者大公无私的坦荡胸怀，也深蕴着朱德对自己母亲博大深沉的情意。
从朱德《回忆我的母亲》的祭文和给友人的书信中，我们读到了他的忠孝观，看出他对母亲的至孝和对党和人民的大忠。“我应该感谢母亲，她教给我生产的知识和革命的意志，鼓励我以后走上革命的道路……我用什么方法来报答母亲的深恩呢？我将继续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的希望——中国共产党，使和母亲同样生活着的人能够过快乐的生活。这是我能做到的，一定能做到的。”一个八路军的总司令，位高权重，“十数年革命没有余钱，即将来亦是如此”。从这些让人动容的文字中，我们感受到了一个清正廉洁，对无产阶级革命无限忠诚的共产党员的胸怀，这是值得后来者学习和深思的宝贵精神财富。
